数字化浪潮正在影响全产业发展。

在国内，产业数字化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数字经济比重的81.7%，占中国GDP的32.5%，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数字化与产业的融合越来越深，但经历疫情三年，各产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产业数字化在新的阶段下如何发展？2023年，数字化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针对以上问题，近日36氪数字时氪特别策划了“展望2023”系列报道，并邀请销售易创始人兼CEO史彦泽作为数字化领域专家，分享独到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Enjoy~

史彦泽带来了他对于2023年数字化的展望：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数字化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大家对数字化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数字化红利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市场或者需求侧的红利，第二是信创和国产替代的发展趋势将国、央企对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迫切度提到了很高的维度。

我觉得基于流程类的产品很重要，基于互联网级别的这种在线类的，线上、线下的联动也很重要。同时我觉得AI、大数据驱动的能力也很重要。当然理想的情况是这些点都能结合业务场景，给企业能够带来真正的业务价值，这样的产品特别关键。

以下部分为专访部分（经数字时氪编辑）：

Q：

很多人认为，重大的群体性灾害、灾难、变故后，全社会的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您的角度来看，疫情三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数字化的理念是否发生了一些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会如何影响中国数字化的趋势？

史彦泽：

我觉得疫情3年，对于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数字化理念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从经营理念来说，在疫情前，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是一种红利经济驱动的经营理念，也就是我们赚钱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我们是一种粗放式的、跑马圈地的思维，这也是很多成功的企业里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经营的思路，而且是以产品驱动为导向也比较多一些。

疫情三年里，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很多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都觉得以前的红利经济驱动下的粗放经营模式，今天已经无以为继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怎么样能够去更加精益化的经营，以精耕细作代替跑马圈地，通过效率来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

所以我觉得经营思路和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营思路和理念这些变化自然就会驱动企业在数字化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企业对于数字化的态度或者是迫切度，就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在疫情前或者是更早以前，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工业制造经济驱动为主体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环境。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大家其实不太关心在每个节点上去精耕细作，大家更多的注意点是怎么把东西做出来，推向市场，这样基本上就能够挣钱。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谈数字化，我们谈的是信息化。信息化更关心的是制造类的企业，企业的人、财、物等方面，企业的内部业务流程上如何通过系统支撑做到更高效。所以在当时的阶段里面，我们知道ERP，以SAP为代表，还有用友、金蝶等。ERP应该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主体。在近期，也就是疫情发生以后，很多行业、很多主体都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目前这个方面大家会更关心。

这个时候提出来数字化转型，我们要去做线上、线下，我们要去做私域，其实本质上就是能够以客户为中心，倒逼整个生产、供应、服务等整个链条的变化，所以这次是一个很大的转型。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互联网的能力介入以后，我们提到了数字经济，因为疫情的原因，每个企业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也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效率，所以线上、线下联动的概念提出来，更多的企业提到了数字化转型，这个时候它的意义已经跟企业在疫情前做信息化的点其实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在这种趋势下，我们觉得互联网的技术的介入，包括线下、线上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思路转型都会有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数字化的趋势。

Q：

疫情前后，中国对于数字化的价值判断是否发生或者会发生变化？具体是什么？

史彦泽：

我觉得应该是很明显的，在疫情之前，我们刚才提到了，在粗放的情况下，大家其实对于数字化、信息化的价值没有特别重视，所以很多公司都觉得可有可无。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因为疫情驱动以及宏观环境的一些变化，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还有互联网的冲击等等影响下，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下一个节点是充分竞争的时代，而且已经进入了供大于求的时代。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跑马圈地的方式拿到利润和现金。如果要去追逐利润和现金，在金融竞争激烈的市场上面，我们就必须从管理经营的角度进行改变。精细化的管理经营就要靠数字化为抓手。没有数据的驱动，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个节点上提升管理运营的效率。

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数字化其实是他们在下一个节点上想转型，想继续生存下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不是像以前信息化时代里说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大家对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Q：

疫情因素后，有人认为，中美在数字化的需求上呈现了不同的现象和趋势，您怎么看？如果是有差异，这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业影响？如果是一致的，背后是否有共性的因素？

史彦泽：

我个人感觉疫情因素确实让中美两地在数字化需求上面有不一样的趋势，但是也有根本性的一样的点。数字化最终都是企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利用信息或者数字技术的手段来提升运营效率、降本增效的一个措施。所以在这样的措施里面，美国是有很多成熟的、成型的，竞争力很强大的一些行业领头的公司，他们已经经历过数字化的整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在共性的上面，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企业应该去学习美国企业走过的这些路径。美国的企业在流程上的沉淀，他们如何通过信息技术去支撑自己的业务，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有共性的。

我觉得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信息时代里面，欧美的这些企业在流程的精益和业务的可复制性以及它的降本增效的方式里做得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这次疫情之后，我们知道在中国市场里面有大量的公司很快走到了用互联网的技术来驱动。我们在疫情下无法面见到客户，我们跟客户通过线上互动、直播，有很多的一些发展的方式，其实跟美国的数字化的手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今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有对客户的连接的机制、互动的机制不一样，所以跟信息时代里面美国的这些点也有非常大的不共性的点。

中国跟美国比较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取长补短，应该吸取别人在流程精益的维度上面的长处，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落下的课程。但是同时我们要发挥自己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方面的技术上面的优势，将这些技术的优势带进企业经营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过程，这样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Q：

对企业而言，2023年中国的数字化是否有红利，红利可能是什么？

史彦泽：

虽然我们经历过2022年，非常艰难的一年，但我个人觉得 2023 年对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来说应该还是有红利的。这个红利具体看来，第一个，我们觉得是市场或者需求侧的红利，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因为宏观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活下来的这些中国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乃至于数字化的重要度都已经认识的比较深刻，而且也都迫切的要去行动。所以我们觉得从需求侧里面来看是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迫切性的诉求。

第二个，从信创和国产替代的发展趋势来看，也将国、央企对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迫切度提到了很高的维度，所以这两个点对中国的数字化在2023年应该都是红利。

Q：

在当下，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后，可以明显看到体制内的数字化的预算会更充裕，这会对中国整体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什么影响？

史彦泽：

受疫情影响以后，我们提到体制内的数字化的预算会更加充足。其实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国、央企，在整个的经济里面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主导性的力量。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信息时代里面，国、央企一直是中国 IT 花费里面的领头羊、排头兵。所以在新的阶段下，受疫情影响之后，我们的国、央企其实在今天的大环境里面，也会以数字经济的这种能力来驱动他们的降本增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预算，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利好。在这样的一个需求驱动下，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的服务商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遇。

Q：

此前，大部分企业为数字化的投入动辄千万甚至数亿或数十亿元，如何看待这样的数字化增长和红利，未来这种模式是否持久？

史彦泽：

很多企业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和战略的意义，当然认识到的价值越大，在这上面投入自然就会变得越大。所以投入的多少可能跟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觉得这件事情对转型的意义、价值的大小有关，所以在这方面无可厚非。

至于这种模式是否可持久，我觉得应该取决于企业在进行数字化大规模的投入之后，有没有达到他真正的预期。如果在业务价值上面，还有业务经营上面达到了自己的预期，我觉得这种模式会有更多的企业来进行效仿和在数字化上进行大的投入。举个例子，比如华为当年在整个业务转型跟数字化转型上面，其实投入巨大。在一般的外界的公司来看，几十亿、上百亿的这种投资都已经是超大的规模。大家都在想超大的投资以后是不是可持续的，但我们今天都看到了华为在超大规模的投资，在当时来看的超大规模投资在今天给华为带来了组织能力的巨大提升，因为组织能力的巨大提升才支撑了华为后来在全球的规模扩张能力，甚至包括如今持续的竞争能力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很多的企业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和愿意为此所投入的资源，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Q：

2022年36氪的访谈中，关于谁应该为数字化负责，呈现了2种观点：一把手工程、CIO/CDO ,  您如何看？2023年行业会有哪些因素导致数字化负责人的变化？

史彦泽：

谁应该为数字化负责？有的人说一把手，有的人说 CIO 和CDO，我觉得这可能是基于我们对数字化的定义。如果我们在部门层级里面去推动一些所用的工具，比如IT 或者信息化/数字化的一些工具，这能推动部门的工作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它的负责人可能是CDO、 CIO 这样的一些决策者或者发起者，其实他们就可以去驱动了。

从数字化另外一个维度上面来讲，数字化其实会驱动一个企业的业务模式、经营理念或者经营方向的变动，达到这种层级的数字化转型应该由一把手来驱动。如今很多传统行业里面，在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甚至包括当下的新的变革、变动以后，大量以产品制造和以自身为主导的一些制造类型的企业，都迫切的转型到利用信息技术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的业务模型。这是一个业务模型的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一把手对于这次业务模式的转型，甚至于包括能否解决内部的转型可能会遇到的挑战、难题，甚至还包括对于服务商的选择以及对数字化工具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大工程，这个大工程的成功与否，确实必须是一个企业的一把手机拉动业务线和 IT 线或者数字化的线，都要全力参与配合，甚至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得成功。

Q：

当下各种数字化新产品更是层出不穷，在您看来有什么关键要素是“好产品”一定要具备的么？2023年有什么看好的数字化的相关服务或者产品？

史彦泽：

对于企业数字化来讲，我们觉得好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好产品”来支撑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要完成数字化转型，首先应该补齐美国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优势，也就是流程的精益和流程的在线。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工具，无论是 ERP 或者CRM，都是驱动流程的精益化的关键部分，而这个部分的打造难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数字化里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以客户为中心，如何实现在线上和客户交流，这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包括企业微信等一些连接型的工具。所以能够让客户在线交流这方面也是好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数字化的维度。

第三个是数据智能，当企业的流程在线化了，而且围绕流程协同的人也能够在线化且能够很方便的互动的时候就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如何通过AI，通过智能化发挥更大的效用，如何能够给流程和围绕流程协同的人带来更好的体验，甚至更大的信息的赋予是很关键的。

对于自动化的下一个维度就是智能化维度。所以一个好产品来驱动数字化转型在这三个维度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来看，当然有很多的数字化产品可能都是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维度上面，各自在发挥一些作用。我觉得在中国，这三个维度在今天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里面都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直接去谈 AI 智能的很多点，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无源之水，因为你的企业里面很多的业务流程的基本面都没有铺设，甚至于包括这些人也没有在线化。所以仅仅从一个单点的数据跟智能的点上来看，其实说起来可能会比较有吸引性，但是实际上对于企业带来的价值就会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对于看好哪一方面，我觉得基于流程类的产品很重要，基于互联网级别的这种在线类的，线上、线下的联动也很重要。同时我觉得AI、大数据驱动的这些能力也很重要。当然理想的情况是，这些点都能结合业务场景，给企业能够带来真正的业务价值，这样的产品应该是特别关键。

Q：

2022年，国内外您觉得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数字化创新案例？2023年，您最期待看到哪方面的数字化创新和增长？

史彦泽：

我觉得2022年可能大家都看到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ChatGPT， ChatGPT这样的一些语音和AI合并起来，能够在业务场景下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这对于数字创新来讲，应该是一个蛮让人眼前一亮的数字化创新的案例。2023年，我们也期待这些应用如何能跟业务和企业或者个人的更多场景进行融合，产生真正的巨大的业务价值，所以我还是蛮期待这方面的发展。

Q：

2023年，中国相比于欧美的公司，在数智化创新方面有什么优劣？

史彦泽：

我感觉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在创新上面，我先谈一点劣势，围绕创新话题，我们确实是跟欧美的很多企业还有蛮多的学习的机会点。首先在企业数字化领域里进行创新，中国的很多企业的成熟度，还有利润、规模、体量等跟欧美企业的市场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我们为创新、为价值而付费的能力或者规模会有一些差距，反过来会影响到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我觉得在人才、技术，还有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我们跟欧美的整个环境也会有一些距离，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下面，我们的人才对于完全的、开放性的创新能力与欧美等地区相比会有一些能力上的差异。另外，我们在数字化领域里面的沉淀，包括人才等各方面来讲，其实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些。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创新离不开资本，创新也意味着有可能会失败。但是现在对于关注创新的资本环境来讲，它的活跃程度不高，对于容忍失败、长线的一些投资比较少。可能我们更关注的是短线的一些投资机会。

所以这些点结合起来，我觉得在数字化创新上面，我们确实有一些劣势，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在现今的数字领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华为代表的一些企业。虽然刚才谈到了那么多不利的条件，但是以华为这样为代表的公司，他们走出去，而且是以集团作战、长线思维的方式，我们在很多数字化领域里面的创新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在中美两地，关于数字化方面我们有优势在这个部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数字化，我们虽然在创新上面有一定的短板，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很多技术跟业务场景的结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创新。而且我们在一个成熟的技术下面能够去坐到做规模化，这上面也是有很多的优势点。

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要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市场和技术以及客户群体的特点，再发挥学习到的长处以及自有的一些优势，去做出差异化的创新，为中国的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提供更加契合的服务，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以上文章来源于数字时氪 ，作者数字时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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