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央行的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的居民消费贷款余额达到31.5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24.72万亿元，短期消费贷款余额6.81万亿元，分别占居民消费贷款余额的78.39%和21.61%。

从结构上看，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在居民消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从2004年的93.69%下降至2017年的78.39%，居民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在居民消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3.6%上升至2017年的21.61%。

在先储蓄后消费，到先消费后储蓄的观念转变过程中，消费金融机构的崛起成为了中国金融半途中一支醒目的力量。消费升级的进程叠加移动互联网的便利，消费金融机构本身也成为了资本竞逐的领域，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外，有流量优势的互联网企业和有场景的传统产业公司都扎了进来。

捷信集团是PPF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中东欧以及亚洲领先的消费金融提供商之一。在中东欧、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亚洲各地服务于消费者，在许多国家运行银行存储业务。捷信集团旗下拥有一万多名员工。

喧嚣下，消费金融最开始的使命似乎变得不那么纯粹。外资机构捷信集团赶上了这段火热的发展阶段，为什么这家最早拿到消费金融牌照的机构认为，尽管中国市场发展很快，但却倾向脚步更慢而更安全的增长?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捷信集团CEO翁德雷·弗里德里奇。

“负责任”的借贷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消费金融市场上，持牌的机构数量非常有限。捷信作为一家外资机构，为什么能在2009年就拿到消费金融牌照呢?

翁德雷·弗里德里奇：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消费金融行业已经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这是因为中国的领导层之前做出的重要决定，为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中国决策层的言论以及过去五年发展中都明确显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就是消费。提振消费的一个关键是提升消费金融的普惠性，让人们更多参与进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先储蓄后消费的观念逐渐不那么流行。

中国政府很早意识到了这些。所以在多年前他们就开始着手推进消费金融试点项目。2004年成立了4家消费金融试点公司，我们有幸得到了其中一块牌照。我们获得牌照的原因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远见：在一个新兴的领域，一个世界知名的、有先进做法的企业能把先进的经验带到中国市场上。

《中国经营报》：在捷信带来的经验中，你认为什么最重要?

翁德雷·弗里德里奇：我们获得的这块牌照是在天津，准确的说是在天津泰达经济开发区。当时天津政府正在着手引进多样化的金融业态。我们在中国开展业务不仅让中国的从业者意识到消费金融公司应该怎么样进行运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也把先进的国际理念引入到了中国市场，例如负责任借贷的概念。

捷信的用户中，很多是“草根用户”。这意味着他们多是第一次借贷。如何在为这类借贷者提供金融服务时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是自己可承受的负担范围，这需要捷信在对他们进行收入评定，核定什么样的消费借贷上限是他们可承受的。同时还要进行必要的消费者金融教育，以便让他们理解相关的责任。

截至2018年一季度，我们的活跃用户数达到2890万人，这其中很多人是第一次拿到贷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他们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中国经营报》：有责任的贷款，是否意味着相对保守的发展节奏?这和业务需要迅速扩展之间如何平衡?

翁德雷·弗里德里奇：我们针对捷信的目标受众群体和消费场景做过深度的研究。然后对不同的细分市场规模进行了评估，以手机为例，这个市场一年大概有一万亿元的规模，旅游5万亿元，家电产品8000亿元，教育是2万亿元。我们的目标消费者的购买途径：12-18个月可能会更换一次手机，所以在手机领域进行消费升级是常见的，很多人愿意花钱来改善手机使用体验。

因此，在这个领域提供相应的贷款产品是合适的：平均总额在3000元左右，而平均到每个月就几百块钱。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细分市场。我们和成千上万的零售商合作，在全国开辟了20万个销售点，帮助更快更新手机消费。

我们选择与客户需求紧密相关的场景开展业务，这些客户已经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聚集了3000万人。他们从我们公司贷款，完成了贷款责任，因此也成为了人行具备征信记录的人，他们可以凭借这个征信记录向其他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所以能看出来，捷信倡导的业务发展模式是审慎的。捷信的用户绝大部分是在银行没有信用记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他的实际还款能力，逐步提升贷款金额。这种模式带来的利润可能不会那么高，但有利于建立长期的关系。

相比之下，我们更看重NPS(Net Promoter Score净推荐值)这个指标。捷信的这个指标超过50%，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用户会向别人推荐捷信的服务，这是一个业务拓展好的信号。

关注长期价值

《中国经营报》：在消费金融领域，我们看到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金融监管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捷信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

翁德雷·弗里德里奇：我们看到监管机构随着消费试点项目进展、金融市场发展的进展，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放宽了牌照限制。但同时对于一些做类似消费金融业务的公司进行了清理，让市场秩序回归规范。

这与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信贷服务。尽管监管在收紧，但目标依然是帮助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帮助草根用户进入金融服务市场。这个过程中，其实对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要求不仅仅是停留在产品层面，例如提供现金贷等。现金贷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起始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需要更多了解用户的具体情况。

捷信的服务面对的消费者是草根阶层。先要对他们进行知识普及然后才会提供更高额度的贷款。我们希望更多人加入消费金融，但我们的贷款审核最初只能得到基本的信息，所以我们只能尝试去做，在不断地接触中得到更多的信息，了解还款的意愿。

到目前为止，我们平台上的近3000万用户已经拥有了征信记录，这意味着将原本不被金融服务覆盖的人群获得了金融支持。我们对此很自豪自己提供的服务具有普惠性质，因为这些用户可能购买了他们第一部手机，第一台电脑，这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接入了互联网，拓展了自己的生活可能性。我们曾经目睹数百万的客户购买摩托车或者是电动三轮车，扩大发展他们的小生意。

和一些专注线上金额较大现金贷公司相比，我们的模式并不是在短期内那么有效率，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业务是更可持续的，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和正向回馈的。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个在全球多个区域进行金融业务发展的公司，捷信的风控体系是如何适应不同市场特殊情况的?

翁德雷·弗里德里奇：我们借鉴国际的经验，很多地方是共通的。我们在进行风控的时候看的是整个闭环的回路。

风控的流程我们根据每个市场的特点去进行调整。例如我们会考虑当地市场的征信系统、通讯网络的发展、当地消费者更偏爱的共同方式。例如在中国，大家更喜欢微信交流，我们会设置微信客服。我们也评估还款渠道，是更喜欢银行、还是微信、支付宝等，也考虑大数据的应用，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审批审核。另外，也会考虑跟零售商合作的模式。在国外，零售业高度整合，只有几家大型的零售商，但是在中国小型的零售商比较多，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维护。形态千差万别，但是风控的原则在各个市场基本是一致的。

面对经营上的失误，我们通常进行研究后在集团层面进行分享，然后在开发的新市场中避免重复犯错。此外，在总部层面会构建第二道防线，对关键的核心流程调整时进行审核，以提供额外的保护。

我们和客户的互动中也是风控的重要环节。例如，我们会先给客户提供一个小额然后逐步增加的贷款额度。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观察他是否下载了我们的APP、浏览历史，接听电话、咨询与否，提供新产品的反馈。这些是信息的积累具备预见能力，帮助我们进行客户评估。

此外我们也支持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建设，认同所有从事金融交易的机构都应上传信息，每一笔消费贷款都会向征信中心进行汇报。

此外，我们注重审慎的风险管理，倾向脚步更慢但是更安全的增长。我们的目标是运营风险成本翻两倍的情况下依然能实现稳健的增长。毕竟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策略比较激进的公司更容易倒闭。

聚焦细分市场合作

《中国经营报》：国内消费金融企业乐信、趣店接连登陆资本市场，这对于消费金融企业的自身资金能力是很好的补充。另一方面，大量的银行系消费金融机构也在频频补充资本。我们看到，捷信在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上也有大动作，除了合规的要求外，这些行为对行业意味着什么?

翁德雷·弗里德里奇：我们觉得这些和消费金融公司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在市场所处的阶段是从业机构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关注细分市场和细分领域方面，以及找到适合自己的业务模式。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竞争对手在尝试新的经营模式。但我们依然坚持我们的业务模型。优化我们的业务模式，建立我们的品牌形象。

我们依然相信市场上存在进行战略合作的空间。例如捷信与通信运营商和银行机构进行合作，共同挖掘他们的消费群体的潜力。我们在中国市场和手机连锁卖场迪信通合作，也和电信运营商合作提供联合信贷产品。例如在手机销售中，我们通过合作让用户从使用费中获得优惠，以促使他们因为购买了手机而使用更多的通信服务。

所以，合作模式本身不是重点，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寻求战略合作伙伴，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创新的消费信贷服务。这是新的机遇，我们已经为这些合作做好了基础设施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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