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不仅是一个让人们重塑产业的地方，同样也是一个让人们重塑自我的地方。

新年伊始，现在是时候停下来去反思——这种行为愚蠢但实际上却是很有必要。在这个充斥着无尽电子邮件和分心事物的世界，要记住我们来自哪里或者我们共同去向何方并不容易。不管好坏，硅谷因为不断的“没记性”而受到伤害。

以下是三个关于“重塑”的简单故事，希望能够呈现出这个地方的历史曲线。这些故事来自于我的家族。在三代人之前，我的家族来到这里——当时这里的果树还没有因为要建造硅片工厂而被砍下，芯片生产商还没有转投亚洲，互联网泡沫时代还没有将货仓改造成初创企业办公室，无人机和比特币还没有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60 年代：硬科学（Hard Sciences）

即使“硅谷”绰号只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形成，这个地方作为科技中心的历史也已经有大约 100 年。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的建立加上巨额联邦研究拨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形成了最初的人才池。

20 世纪初，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躲过了德国纳粹在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大屠杀，成功来到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在大萧条时期，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在洛杉矶经营一家杂货店和犹太餐厅。我的祖父经常告诉我，以前汉堡子只要 5 美分，还有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曾在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电影《翠凤艳曲》（Anchors Aweigh）中扮演弹奏李斯特钢琴曲的临时演员。

他们的收入不多，因此祖父在上了四个季度大学后，因为缺钱而从斯坦福大学退学。他之后回到洛杉矶加入一家小型电子产品公司，从事频率计的生产，为家庭帮补生计。

大约 9 年后他回归校园完成学业。这是一场挫折，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祖母。他直到 30 岁才拿到学士学位，在这个永远让年轻人迷恋的行业，对部分人而言 30 岁可以算是退休年龄。

不过他并没有停下脚步，成为了数一数二的优秀物理学家，设计出全球最精确的钟表。20 世纪 70 年代，他的原子钟在全球各地被用来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部分原理——该理论认为如果接近强劲的引力场，时间就会放缓。

在 1966 年，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邀请祖父加入惠普实验室（HP Labs）的创始团队，说“多年来我们从知识之井汲取水源。现在我们该作出回馈”。尽管你可以很轻松地看看照片分享应用或者社交、移动、地方概念，并表示硅谷只是为了争取广告资金而吸引眼球，但是这种雄心壮志仍然存在。正是同一种思维促生了 Google X 月球大奖项目并推动 SpaceX 火箭突破地球大气层。

按照传统硅谷风格，祖父实际上并没有保留太多财产，除了部分古董钟——因为他痴迷于非常精确的计时设备。曾经作为工程师的他，甚至在做感恩节大餐的时候也不忘“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提前找只火鸡来试验一下做法。20 世纪 70 年代费里蒙特（Fremont）发生旧金山湾区捷运（BART）撞车事故后，他被邀请设计一个更好的系统，从而避免列车拥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向那个将硅谷捆绑在一起的既非物质但又很实在的基础结构作出贡献。

之所以要提出他的故事，是为了说明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消费互联网时代的形成归因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PC 的普及，而后者又归因于那些根本的研究努力和融资，这些努力和融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形成了硅谷的基础。

截至祖父去世的时候，他的钟表提供了 80%用于支持国际原子时间（International Atomic Time）的数据。国际原子时间是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的基础，国际通信都按照这个标准时间进行同步。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连 Netscape 也在办公室摆放几个原子钟。伟大的技术贡献可能在人生晚期才显露出来，尽管似乎经常看到风投资金公司在寻觅下一位自发决定辍学的哈佛或者斯坦福大学学生。

甚至直到祖父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享年 78 岁）的一刻，他都依然在工作（当时他正在大盆地国家公园骑自行车）。他从未退休，因为他喜欢自己所做的工作。

1965-1995：PC 时代和新一波移民

20 世纪 50 年代，硅谷还只是大片果园。

在 1965 年，议会签署一项法律，希望永久地改变硅谷的面目。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撤销了数十年来针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移民的歧视性配额制度。

由于战争、政治不稳定、压制或者经济增长疲弱，硅谷成为了来自东亚、印度和前苏联技术移民的聚集地。当地之所以繁荣发展，原因在于腐败和专政制度导致这些国家损失了他们最优秀的资源——人民。当时，印度和中国政府才成立 20 年，尚未推行可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经济改革，现在正是这种可持续增长使中印成为了对创业者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是显而易见的明智选择。我的母亲就是这波移民潮的一份子，不过她是以战争难民的身份来到这里的，而不是 1965 年法律所青睐的技术移民。

她和七位兄妹（其中 2 人在幼年夭折）成长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贡的战乱之中。他们和小鸡、小猪一起长大，还有原版《星际迷航》（Star Trek）， 即使战火和炮弹经常在城外发生。

到 1974 年，事态变得清晰：美国支持的南越南政府就要撑不住了，因此当时年仅 18 岁的母亲独自一人前往澳大利亚，入读新南威尔士大学。当时最困难的情况并非在于 20 世纪 70 年代很少女性学习计算机科学，而是她与家人失去联系。几个月来，她总是独自一人。即使越共打入西贡，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妹妹和父母是否还在生。她所参加项目的很多其他学生变得沮丧，甚至寻求自杀。

幸运的是，我的直系亲属一直捱到了 1975 年的一天。他们尽可能地往衣服内里塞黄金，之后小心翼翼地溜过弹孔密布的大街。他们找到了西贡剩下的其中一艘航空母舰。在乘搭渡船到航空母舰的过程中，阿姨看到有人从坐满难民的小船上掉来被淹死。不过，母亲的其他高中同学搭的是小船，被泰国海盗拦截，之后在船上被抢劫和强奸。

即使穿越部分太平洋来到关岛一个难民营，他们并没有想到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已经是差不多 40 年前的事情了。

当母亲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决定到美国与其他家人团聚，他们想找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地方。

1979 年一个早上，母亲打开《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发现在商业版有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名叫“硅谷”的地方。“硅谷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工业园、新兴企业和最重要的是机遇的地方”。

第二年她和外祖父（只会讲一两句英语）前往观光，他们买了灰狗巴士（Greyhound）车票，从密歇根州一路坐到加利福尼亚州。到了之后，她走遍该半岛，参观了 AMD 和斯坦福大学。

不知为何，她很确定这就是想要寻找的地方。母亲和她的家人一开始挤在加州阿拉美达 (Alameda) 的一间一居室公寓，直到拼凑到足够钱搬到更为接近硅谷中心的地方。

当时，他们没有钱买车，因此阿姨们依靠县巴士系统绕着这个半岛转。她们像游客一样使用公共巴士，对这个新国家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一天下午，阿姨坐着巴士，看到即将达到惠普公司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企业总部。她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前台，询问负责人力资源事务的同事在不在。之后她要求当场进行面试。一周之后，她获得了一份工作。

通过 6 位姐妹的齐心协力，她们最终存到足够钱在圣何塞买一座房子。当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房地产价格仍然较为合理。当她们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后，她们搬到库比蒂诺（Cupertino）同一个街区。对于这个事实，我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或者认同，直到 20 岁出头的时候我到越南居住一段时间——很多扩展后的越南家族都居住在同一个乡村。

即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祖国，母亲和她的姐妹在地球的另一边重建自己的村子。

只有在经历巨大损失后，才有机会迎来重生。

不过在下一代，这里被打造成郊区和工业园。（图：Flickr）

20 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Web1.0 和 2.0

我并非生于大萧条时期，也不是战争难民。对于父母和祖父母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我深感自愧不如。

年轻的时候，我 认为在这个地方居住是理所当然的。父亲在周末的时候忙于摆弄焊烙铁，我的高中朋友将他们的台式计算机连接起来，玩网络派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 我还是小孩子，因此科技行业的某些东西似乎跟我毫无关系。在第一个互联网泡沫之前，硅谷的领先企业拥有数万名员工。当时人们更加关注呆伯特 (Dilbert) 和《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而不是电话窃听和黑客。带孩子上班日（Take Your Children To Work Day）意味着看到大堆被淹没在七到十层企业管理层之下的冷漠小隔间。当时一家公司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并且影响 1000 万用户。在我长大的这个城市的另一边，苹果缩在它老旧的办公室里，因为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微软当时是优胜者。

当时，曾出现过有关惠普命运的丑陋代理权之争。惠普是硅谷的基础企业之一，我的家人总共为其服务超过 100 年。休利特（Hewlett）家族败诉，惠普-康柏合并交易成行，一家盛极一时的公司的灵魂就此消散。虽然要开硅谷老企业的玩笑很容易，但要记住他们也曾经“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却非常难。虽然惠普迷失了方向，但谷歌和苹果等很多其他优秀的公司繁荣发展。硅谷继续前进。

我也是这样。作为一个既单纯又懒散的年轻人，我并没有追求一条偏向于科技的道路，而是选择成为一名记者。

大学毕业后，我编辑了自己的大学报纸以及一系列最近的实习经历，之后离开湾区，前往另外三个大陆。我来到越南并居住下来，我在那里见到了与外祖母远隔重洋的妹妹。她们上一次见面是在 1954 年，当时外祖母决定站在美国支持的南越南政府一边，她的妹妹则成为了忠实的北方共产党支持者。过去 50 年她们相互通信，讲述各种各样的事情，从普通的生活动态到有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优缺点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有时候会让外祖母非常生气。

之后我来到伦敦从事金融新闻报道，认为在外国工作能够逃避加州冷漠的工业园、高速公路和沿公路商业区。不过外工作期间，祖父和外祖母不幸去世。我非常想念他们。

与银行家及交易员打交道也不同于日复一日对付企业创始人、工程师和黑客。那些人很聪明，不过他们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不像我的祖父或者父亲那样做。银行业的工作就是为了增加年底花红和休假。在空闲时间，他们不会摆弄五六个示波器或者制作临时望远镜。

在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里，有一句台词说，“我们所有的探索最终都将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并且我们会像第一次那样去了解这个地方”（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sha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as if for the first time）。因此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几年后，我回到美国，成为一名科技行业记者。

不断改变

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于一或两代人之前。科技行业产生的影响力和财富越多，其融合到平常人生活的程度就越高，对贪慕虚荣之徒的吸引力就越大。

通过美化并购交易并渲染行业个性，TechCrunch 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庆祝创业，让更多人勇敢地去尝试。在整体上，进行更多试验并让更多人成立企业是好事。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将看到更多有希望的创始人将创业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或者旅程。

惠普还是初创企业的时候，完成的第一笔合同是为迪士尼电影《幻想曲》（Fantasia）开发声频振荡器。他们的产品离终端用户体验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你要是想在该公司工作，必须是个极客。你不会拥有太多魅力或者名气。没有《财富》或者《福布斯》杂志前来报道。没有八或九位数的退出价格。没有一大群 Twitter 或者 Instgram 关注者。

现在，Facebook 等科技企业正替代电视和电影。他们是我们新的文化媒介。

媒介对所传播信息进行影响的同时，也影响那些选择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士。这正是为什么硅谷有时候越来越让人觉得像娱乐行业，用户在应用程序之间辗转，就像挑选餐馆或者俱乐部。

第二，硅谷现在是全球性的思维集中地，不是单一的地理目的地。尽管要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像硅谷一样支持性或者密集的生态系统仍然不容易，不过其他地方与这里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母亲在一代人之前所作的前往美国的明智决定现在不再明显。北京也是一个同样迷人和动感的创业中心。据我了解，很多初创企业从一开始就在北京、班加罗尔、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芬兰和其他地方设立办公室。硅谷只是众多优秀城市中的一员。

第三，我住在旧金山而不是半岛上，反映了硅谷向北转移进入旧金山城的大体趋势，以及这一代人渴望居住在城市甚于郊区。这种向城市转移已经为旧金山带来痛苦的结果，同时为纽约和柏林等其他科技中心创造了实现多元化的机会。如果软件在蚕食世界，那么科技行业正在蚕食更大部分湾区。

去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需要为旧金山找出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方法，来适应那些想留在这里希望这座城市保留其古怪和多元化的人士。由于房租在过去几年增长超过一倍，我可能难以长时间留在这里。除非这座城市能够大量增加住房供应，旧金山将越来越变成一个只适合非常年轻和非常富裕人群的城市。

不过，在其他方面，吸引母亲和祖父来到这里的因素仍然存在。硅谷部分创业者仍然具有对不一致性和伟大抱负的渴望。150 年历史的淘金热仍然存在于工程师的脑海中，他们每年都会从全球各个地方飞到这里碰运气，创办新公司。硅谷有关物质主义和初创企业的独特文化语言仍然存在。尽管这里的确变得越来越浮华，但是仍然还有在华丽衣裳与豪车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起码在纽约或者洛杉矶这是没有的。

这是因为这个地方仍然还是要靠碰运气。除了艰苦努力之外，就是要有很多运气。一开始几年，你名成利就。再过几年，你陷入低谷。一个月前，你打理的是硅谷最著名的企业。第二个月，你成为众人心中的出气筒。有时候你在 B 轮融资获得大笔投资，一年之后你身边的整个环境发生变化，你完蛋了。

大家都参与到改变世界的行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自我妄想。在小部分时间里，这种幻想成功了。这正是风投业务由“流行”驱动的实质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创业者即英雄”的神话，已经成为使当地生态系统长存的必须因素。

没多少公司最终可以非常成功。部分企业直接失败。不过大部分到头来只是处于中间地带。不约而同的是，所有这些初创企业都面对难以招聘到优秀工程师的问题。应聘者非常少，因而我所认识的很多创始人都必须将目光伸向美国其他地方的大学或者到外国招聘。

因此像我的母亲和祖父一样（他们都是 20 多岁来到美国），年轻人再次来到，即使他们可能才刚刚够钱支付租房押金。

再一次，年轻的他们来了，积极地在自我意识及自我妄想之间游荡。

随着他们重塑自己，他们重塑这个地方的方式就像我的母亲和祖父所做的一样。我们再一次迷失，然后发现。（翻译：何文伟）

techcrunch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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