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份开始，截止到目前上海疫情已持续二个月多时间，从最初的平淡，到焦虑，再到全力备战抗疫，直至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上海疫情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吸引着每一个人的关注，也被当做其他城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败得失的“对标”参照物。

受疫情影响，上海市多区域出现抢菜难、送不到等问题。在面对关乎社会民生的物资保障上，上海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基础生活物资保供的问题，保供的节点、流程，以及配合的人员、运力等在面对突发疫情时，都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最后一公里与最后一百米的短板凸显，供需矛盾突出。 

疫情之下暴露出的种种事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新冠疫情已持续三年多的时间，为何我们的供应链还是如此脆弱？信息化、数字化如此发达的现在，为何商品供应与消费者需求之间还是出现如此错配的情况？北京疫情再起，供应链如何建设才能避免重蹈上海防控覆辙？ 

一、疫情下的“自救”

疫情之下，本来逐步走向消亡的“社区团购”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与之前受到资本疯狂追捧的社区团购不同，此次社区团购的主角从之前“不差钱”的社区团购平台，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团长”。

上海疫情，大家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菜难求”。特殊情况下，大家不得不自觉发起团购，进行自救。不少商家也通过微信群、微博等途径发布了团购信息，社区团购团长则可以根据大家所需要的商品在社区群内发起团购。订单满足成团数量后，商家就会配送至小区配送点，和团长对接，最后由团长将大家购买的商品送至指定区域或直接送货上门。

物流停摆，电商哑火，作为疫情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上海此次出现的“社区团购”与其他区域的社区团购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首先，上海疫情下的社区团购经营商品种类有限，无法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的生活需求。由于团购订单的上游主要来自于商家或部分商品直供的品牌商，如光明、金龙鱼、伊利等企业，所以社区团购拼团的商品多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品类构成，比如“面包群”、“牛奶群”、“卫生纸群”等，很难有一个微信群可以团购所有品类商品情况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为了购买齐全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物资，不得不加入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社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者的购物成本

其次，模式难以持续。诞生在防控政策下的社区团购，随着疫情的逐渐消散，发展的持续性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疫情下的上海团长多为白领、上班族等，随着大家日常工作逐渐回归正轨，大部分团长必然无法抽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肩负起拼团、分拣、通知等团购工作，团购模式也就无以为继。

另一方面，目前上海小区各种团购解决的主要疫情期间居民吃饱的问题，所以也就面临着品控差、加价率高、售后不顺畅等弊端，在目前环境下，消费者通常选择能忍则忍，但这种“忍耐度”毕竟也不会持续太久。物资逐渐充盈之后，消费者日常消费也必将回归至“不仅吃饱，更要吃好”的状态中来。

作为定位于下线市场的商业模式，社区团购或本不应该在上海出现。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的盒马门店不少于70家，占全国门店20%以上还多，叮咚买菜、每日优鲜、朴朴超市也纷纷将上海作为检验其商业模式的试金石，大润发、永辉、沃尔玛等传统商超数量更是不计其数。

在商业环境、零售环境如何发达的情况下，且已经有武汉、南京、西安、郑州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上海为何还会屡屡出现买菜难、送菜难的情况呢？

二、强而不精的供应链现状

不可否认，疫情之下上海防控保供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存在某些客观问题的原因。但也从侧面为我国的供应链建设敲响了警钟，我国的供应链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特别是在面临大规模突发性事件的情况下，城市管理部门对供应链的认知和驾驭能力不够。

1、 供应链要素整合不充分，缺乏统筹能力

供应链之所以称之为供应链，少不了整个价值链上原料供货商、供应商、制造商、仓储商、运输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终端消费者等多个主题的参与。供应链的建设与发展，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都将无以为继。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这就要求企业尽最大效度地调动各种供应链要素，综合统筹，各业务环节全力配合，才能够保证供应链的正常运转。

京东集团CEO徐雷曾多次公开表示，不是品牌商愿意供货就是保民生，供应链条上的关键点一旦断掉，就无法实现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商品就只能放在库里，蔬菜就只能呆在地里。 

2、 数字化程度低，缺少生活物资需求和调拨数字化信息平台，造成“供需失衡”

上海疫情期间，物资重复发放，供需失衡的现象不计其数。这种现象的背后，实则反映出“人找不到货”和“货找不到人”的尴尬局面。

中商惠民创始人张一春认为，造成上述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生活物资需求和调拨供应的数字化信息平台，供需之间无法做到信息透明，并最终导致了商品供应与居民需求之间的错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市供应链体系与数字治理融合度不够，计划管理、敏捷管理、柔性管理等实现效果不佳，供应链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3、 城市内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布局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疫情下，不少上海市民通过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电商平台“抢菜”，但此类电商平台前置仓数量有限，建设和维护成本高，无法全天候、全时段全面覆盖所有的社区，无法解决商品流通配送末端“最后500米”的痛点。

     4、“保供企业”圈子太小，无法满足社会居民消费需求

疫情期间，线下消费渠道受阻，消费者线上消费需求强烈。现实则是，“保供企业”数量太少，从厂家或成交中心仓到社区的配送渠道单一，仅仅少数几家国营商业企业、大商场和京东、叮咚等电商企业配送到社区，由社区团购团长和志愿者分发到户的方式，无法发挥现有的社会化供应链的体系优势，既使得少数商业配送企业苦不堪言，不堪重负，原位于供应链体系末端的批发商、零售店、便利店等广大人民群众却“画地为牢”，只能被动的关门停业做壁上观，反之社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又无法完全满足。 

新营销创始人刘春雄老师则认为，疫情下之下社区团购之所以能够“死灰复燃”，本质上是对在不可持续的特殊环境下，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即单元组织。单元组织的特点是：组织人不多，甚至以个体为主，但连接的组织多，能量大。

而疫情下的单元组织，指的绝不单纯是个体特色浓厚的社区团长，还有依托于社区，服务社区居民的无数个社区零售店，亦即不仅要发挥平台型企业的组织优势，还要调动居民以及社区门店的保供积极性。

5、 B2C电商无法完全支撑消费者日常生活需求，未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活力

疫情期间，O2O电商平台为保障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所有显现出了无所比拟的优势，但对配送人员需求量巨大，配送效率低等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尤其是以城市中心仓为配送依托的电商骑手，需要的骑手多，运距长且运载量少，频繁流动更加大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而原本有批量储运能力和商品批发经验的社会民营企业，在上海这次的保供体系中却鲜有身影。

三、强而精的供应链建设从保障基础社区经济做起

疫情反复，我们无法判断疫情何时结束，但上海疫情却为我们提了个醒：建设强而精的供应链已经迫在眉睫，不仅需要从政策端支持高效供应链的发展，更要在流通端，引导新型供应链企业的发展。从更小的维度来看，只有提升“毛细血管”般社区零售小店的运营活力和供应链效率，消费者需求才能更高效地被满足，快消品的流通效率才能够真正地实现提升。

那应该如何提升社区零售小店的运营活力和供应链效率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让数据支撑决策

小到日常衣食住行，大到疫情防控，数字化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乃至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供应链角度，因为涉及到的环节、业务主体都比较多，不同主体数字化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极大地影响了供应链整体的运转效率。

这就要求供应链中的强势企业，比如品牌方、渠道方或零售商等，要积极发挥供应链中的领导地位，提升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能力，引导上下游构建数字化建设体系，提升供应链整体数字化能力。同时，强化供应链中各主体企业数据运营能力，搭建统一的数据平台、供需平台和运营平台等，通过数据指导企业科学决策，借助数据赋能企业发展。

2、 强化数字供应链布局，提升消费品渠道流通效率，提升企业B2B2C能力建设

强化数字供应链建设，推行传统经销型企业数字化分销能力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的推动下，大量社区门店已初步具备线上订单的能力，且部分门店已经实现了O2O服务能力，即能够满足消费者线上下单，线下提货或送货上门的需求，数字化能力大幅度提升。 

但在流通端，消费品流通效率却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以生活必须的生鲜农产品为例， 目前我国有2.3亿农户，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高达2.1亿户，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与上游的种植农户深深绑定在了一起，这也导致我们的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具有非常强烈的“小农经济”特色，生产经营分散，效率较低。 

在流通渠道层面，由于生鲜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区域特性及季节特性，长期以来，我们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形成了以多级批发市场为主的生鲜流通体系，即在产地供应链，生鲜农产品等多需要经由大量经纪人收购，后运输至产地批发市场，再由销地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商等分销至零售端农贸市场、超市等，最终到达终端消费者。供应链冗长，损耗巨大，流通效率不高。

同样地，在食品、饮料、日化细化、米面粮油等快消行业，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以社区门店日常经营的产品为例，在到达门店之前，往往要经过品牌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批发商等流通环节。商品在渠道中流通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商品的渠道流通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各个区域防疫政策不一，这时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社区门店一旦出现商品缺货现象，问题往往不是出现在门店采购环节，而存在于商品流通渠道环节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快消品供应链为何如此“脆弱”的原因。

而快消B2B的发展则让行业从业者看到了快消品流通效率提升的可能，由于快消B2B平台本身具有数字化、多品类、多品牌多SKU经营、统仓统配等特征，在疫情之下，这也让快消B2B平台相对于“多而散”的经销商表现出了更多优越性，不仅能够满足社区零售门店一站式采购的订货需求，提升了门店疫情期间的经营活力，减小了门店感染疫情的概率，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B2C电商运力不足的弊端，起到了为保障消费者日常生活保驾护航的作用。

以北京市为例，4月22日北京突发疫情，作为保供企业的中商惠民根据系统的大数据需求迅速调度粮油调料、水饮乳品、方便速食、休闲食品、日用百货、蔬果生鲜，以及清洁消杀等防疫物资，在48小时内增加了4倍库存储备，居民的订单需求又由城市中心仓+社区的便利店和小超市，24h不间断精准分配到需求者家里，5天时间高效保障了北京7500个社区500万个家庭的物资供应。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则对外表示，北京一直非常重视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除了政府自行储备战略物资，也委托了大量商业企业代储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为确保物资配送渠道通畅，北京在疫情期间还建立了“白名单”机制，充分激发民营企业、B2B、B2C电商平台的活力和能动性，利用市场力量提高供应链效率，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了保供企业的市场能力。 

我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发达的在线支付体系，遍布全国的物流网络，高峰时期每秒数十万级的订单处理系统、全球领先的大数据建设与投入，共同构建起了全球领先的消费互联网电商环境。但由广入微，作为社会民生基础的社区经济在特殊环境下，也值得得到更多的关心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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